研究背景与意义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预测，到2050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数的34.9%。人口结构转型对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同时，在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中，技术进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补偿机制，用于缓解传统人口红利的衰减。在数字化与老龄化双重背景下，低龄老年群体作为互联网的重要受众，其劳动参与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新行业和新业态的涌现为低龄老年人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数字经济发展推动职业变革，催生出多元就业岗位，打破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降低了低龄老年群体进入劳动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数字鸿沟加剧，逐渐成为低龄老年群体融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障碍。个体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与其数字素养水平高度相关。因此，掌握必要数字技能且素养较高的群体，才能够更高效地利用技术融入数字经济体系，从而享受数字红利带来的益处。在数字经济时代，具备数字素养的劳动者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跃升的重要力量。探究数字素养对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既是挖掘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路径，也能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主要内容

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数字素养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影响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力市场参与的重要因素，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维度，为理解低龄老年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第二，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本文明确界定了低龄老年群体的年龄范围，并以CFPS2020数据为基础，构建了数字素养综合评估指标体系，采用Probit模型对数字素养与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同时验证了群体异质性，揭示了不同低龄老年群体在劳动参与决策中的差异性特征。第三，在研究方法与理论贡献上，本文基于内因驱动逻辑，深入剖析了数字素养对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机制，丰富了数字素养与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领域的理论基础。研究结论为制定数字素养培训政策、优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老龄化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

研究发现

第一，数字素养对低龄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低龄老年人参与劳动的可能性。在通过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不同计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其二，社会资本流动、提升社会认同、增加家庭创业是数字素养发挥作用的关键渠道。数字素养的提升通过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增加工作机会，增强了低龄老年群体社会认同感，并为家庭创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对其劳动参与提升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其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不同特征的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方面，数字素养对男性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年龄方面，数字素养对年轻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在婚姻状况方面，数字素养对未婚或离异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在城乡方面，数字素养对乡村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些发现表明，数字素养对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并非一致，而是受到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政策建议

第一，数字素养显著促进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建议建立健全低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培育机制，实施“信息赋能”与“素养赋能”策略，全面提升低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政府层面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重点推进适老化改造，确保老年群体便捷获取高速网络服务；社区层面应组织公益性数字技能培训，帮助老年群体建立互助型社交网络；家庭层面要鼓励老年人提高数字设备使用频率并增强安全意识；老年人则应主动参与数字社会活动，提升数字素养。第二，针对数字素养通过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家庭创业三条路径影响劳动参与的机制，建议从三个方面完善老年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提高工作信息透明度；通过媒体引导和政策倡导消除年龄歧视，提升社会对老年人劳动价值的认同和尊重；设立专项创业扶持基金，为老年创业者提供技能培训和金融支持。第三，鉴于低龄老年群体在就业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且数字素养对低龄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建议进一步缩小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间的数字红利差距，加速数字经济发展，确保信息资源对就业劣势群体的平等分配，促进社会整体的数字化实现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