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深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及推动社会适老化转型的重要举措，探究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2011年、2013 年、2015 年、2018年四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CHARLS），从低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出发，探讨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结果发现：再就业可以显著改善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其中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更显著；对农村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更直接；对不同隔代照料情况下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不一。此外，家庭支持、社会支持以及融入社会有益于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再就业能够通过增加低龄老年人的银发消费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改善其生活满意度。总体来看，再就业 是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人口政策的制定要聚焦核心群体，继续推进经济社会适老化转型，从“增收入”“缩差距”“减负担”“强赋能”四个方面，提升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缩小城乡老年人资源禀赋差距、减轻老年人隔代照料负担、激发银发消费潜力，最终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老龄社会30人论坛成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婧，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盘古智库特约研究员金牛，文章来源于《西北人口》。

我国经历了1950～1958年、1962～1975年、1981～1997年的三次“婴儿潮”，这奠定了60年后的三次“老年潮”与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2022年开始的人口负增长将进一步加速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老龄化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迫切需要进行多维度、深层次、长时段的经济社会适老化转型。适老化转型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激发老年人社会参与动力，提升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引致老年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等资源调整，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适老化转型是老年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表现，有利于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激发老年人消费潜力，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 。伴随社会适老化转型发展、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和综合素质整体改善，部分低龄老年人退休后选择再就业或创业，农村低龄老年人 的劳动周期也在逐渐延长，老年人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分配中，减缓或推迟了因退休或终止劳动所导致的老年收入水平大幅下降的局面，使其能够保持甚至提高老年期的消费水平，影响生活满意度，而对于想要颐养天年的老年人群体，再就业可能推迟享受生活的时间段，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结合老年人自身特征分析再就业如何影响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总体框架下，探索调整老年人退休年龄或就业时段限制，增进老年期的民生福祉，推动社会适老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本文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不断深化和银发消费潜在市场规模大幅扩展的时代背景下，借鉴国内外相关经典理论，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尝试运用异质性方法探析再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对城乡、不同性别与不同隔代照料情况的低龄老年人的影响差异，运用替换变量度量方法对影响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最后基于银发消费的中介效应 检验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以期能够为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建言献策，为提高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提供有益参考。

一、文献综述

最早的生活满意度理论由Neugarten等提出，认为生活满意度由个人对生活的热情程度、对生活状况的接受或责任感、对个人成就的感受、对身份的自我感知与对情绪的表达等五个部分组成，是个体根据一系列标准评价生活质量的判断过程。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到个体特征、经济社会地位、健康状况、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社会参与等多重资源要素影响 。由于个体会逐渐适应自身资源水平，且资源要素之间互相独立，单个资源变动不会带动其 他资源要素同向变动，致使单个资源不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巨大影响，但稳定的资源是满足生活需求的前提与基础，可弥补伴随衰老过程而来的损失，对于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银发消费市场的发展，老年人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提高收入水平以满足日益增大的消费需求，但老年人退休后或停止劳动后，收入水平大幅减少，部分低龄老年人为使家庭福祉最大化，面临继续从事带薪工作与为孙辈提供照顾等选择2），老年期劳动收入水平出现差异，尤其现阶段我国低龄老年人在老年群体中占比较大，受教育水平较高，但参与有偿劳动的比例 较低，劳动参与率有较大的优化空间。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延长了城镇职工与非城镇职工全生命周期中的劳动工作年限，提高低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改变低龄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对其收入水平、资 源分配均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既有的关于再就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形成了三种较为成熟的观点。第一，再就业 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再就业能够激励老年人保持原有的生活模式，维持其社会参与活力与社会参与水平，再就业也能够带给老年人更多的 精神价值与情感补充，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 。第二，再就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社会参与等多重资源要素均可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在多重资源要素共同作用下，再就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有限。第三，再就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消极的影响。再就业占用了老年 人的闲暇时间与安享晚年的时间，且再就业导致老年人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转变，容易引发心理健康问题，降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已有许多文献分析了老年人再就业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作用效果，但多数研究仅注重经验分析，较少对影响机制和路径进行系统分析和检验；此外，多数研究从延迟退休、志愿服务等视角研究 老年人再就业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而直接分析老年人再就业收入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分析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机制，从老年人再就业收入对其消费能力与生活感知影响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理论机制

活动理论认为再就业对老年人获得积极形象具有有利作用，能帮助老年人提升社会参与活力，使其获得更大满足感，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是老年人寻求活动角色的保障，对提升老年人应变能力与效率、改善健康生活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即再就业使低龄老年人具有更好的活动能力，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进一步地，结合低龄老年人自身特征分析活动理论视角下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低龄老年人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技术、经验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中、高龄老年人，使其再就业面临的市场供需摩擦相对较小，利于推动其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无缝对接，提高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效率减小再就业时的心理落差，最终提升低龄老年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随着老年人预期余寿与健康余寿延长，再就业能够帮助低龄老年人创造物质财富，不仅缓解了养老过程中的诸多压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低龄老年人的成就感，提升其生活满意水平；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占比较大，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能够缓解其社交隔离和孤独，适当的工作还能帮助低龄老年人活动身体，有效改善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提升生活满意水平。因此，借鉴活动理论，从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生活压力等多角度提出假设1a：

假设1a：再就业能够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脱离理论认为随年龄增长而减少活动是老年人适应老年过程的正常变化，在老年人逐渐脱离既定状态的过程中，可能因为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提高生活满意度，也可能由于社会网络变动落差逐渐减弱保持社会参与的动机，在脱离过程中产生疏远与脱节问题，降低生活满意度；社会交换理论假设个人或群体间的互动是尝试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回报，如果老年人认为与他人互动可得到利益，则会持续进行互动且获得正面评价；连续性理论认为老年期是青年期和壮年期的延续，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应该与年轻时保持一致。低龄老年人退休即是从职业生涯到过渡性工作，最终从劳动力市场中永久退出的一个脱离过程，若低龄老年人在年轻时社会参与水平较低，退休后可能逐渐适应新生活，拥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但退休后就业轨迹变动可能引起老年收入不平等，退休后财富禀赋较低的低龄老年人，可能因为收入紧张和损失增加个人对经济支持的依赖，降低生活满意度。对于年轻时社会参与水平较高，退休后无法适应新生活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是对原有社会参与水平的维持，能够帮助低龄老年人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提升社会参与水平，同时缓解收入紧张和损失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于退休后能够适应新生活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可能增加社会参与水平，阻碍其脱离既定状态的过程，不再是低龄老年人的最优选择，可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借鉴脱离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与连续性理论，从老年人退休后的适应情况等角度提出假设1a 的“竞争性假设”：

假设1b：再就业可能降低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进一步考察再就业如何通过银发消费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国家针对发展银发经济、提升银发消费水平，增进老年人福祉陆续出台政策文件，期间伴随代际更迭和消费环境变迁，老年人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受到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产品集大成、信息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创新的引导和塑造，消费热情高涨、消费场景多元，其消费行为正不断打破人们对老年群体的固有印象，掀起消费新风潮。银发消费是指老年人在银发经济产业领域进行的消费，包括日用品消费、保健品消费和服务类消费等。银发消费能够满足老年人的补偿性消费心理，弥补老年期间的情感缺失，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是进行消费选择的先决条件，由于老年人退休金差异较大，且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了老年人的消费时段，低龄老年人在老年期受到消费约束的可能性增大。再就业不仅有利于增加低龄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提高其自身供养能力，缓解家庭的养老压力，同时还能放宽低龄老年人的消费约束，促进老年人的银发消费选择，对于提升低龄老年人生活品质，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2：

假设2：银发消费在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着正向的中介作用。

三、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1. 随机效应Logit 模型

根据因变量特点，首先选择二项响应模型，使用最大似然技术得到相应变量的估计系数ρ 在1%水平内显著异于0，考察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特征较为重要，使用混合Logit 模型估计得到的变量系数估计值会出现不一致性，且由于检验过程需要控制城乡、性别、地域特征等不随时间而变化的相关变量的影响，固定效应Logit 模型可能扰乱其他系数估计的准确性，最终使用随机效应Logit 模型，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与生活满意度概率值模型：

其中，Satisfy 为被解释变量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income 为核心解释变量劳动收入水平，xit 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控制变量，zi 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控制变量，μi 是随机误差项，是特定横截面单位或特定研究对象的误差成分，εit 是时间序列误差成分和横截面误差成分的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理论机制分析表明，银发消费能够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质量，而劳动收入是老年人进行消费的前提，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能够通过增加银发消费影响其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本文以银发消费为中介，考察再就业如何通过银发消费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CHARLS 数据中将老年人消费支出归总在家庭消费支出中，而近年来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在所提取的有效样本中，独居的低龄老年人占比8.6%，与配偶共同居住的低龄老年人占比48.5%，受访老年人家庭消费支出中银发消费支出占比较高，两者呈正比关系，提取家庭中的各项消费支出反映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最终作为银发消费的代理变量。由于银发人群消费开始趋向享乐型、智能化和社交依赖等特点，进一步选取家庭服饰消费支出（outcomeit1），家具、电器等耐用品消费支出（outcomeit2），各种交通、通讯工具的购买及维修支出等通讯设备支出（outcomeit3），家庭旅游支出（outcomeit4），保健费用支出（outcomeit5）作为银发消费的代理变量，运用温忠麟的处理方法，设定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式中，outcome 为中介变量银发消费，其他变量指标与模型（1）中含义相同。将（3）式带入（4）式即可得到outcomeitj 的中介效应，即再就业通过银发消费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程度。

（二）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由于国家对于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正在不断推进，再就业是鼓励低龄老年人继续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举措，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能力和动力亦在不断增强。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CHARLS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8 年四期数据中达到退休年龄（男性60 岁，女性55 岁），但未超过70 岁的低龄老年人，剔除所用指标中的异常值和缺失值后，最终得到27832个样本。

（三）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使用调查问卷中“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的回答进行衡量，其中，对“一点也不满意”与“不太满意”赋值为0，表示不满意；对“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极其满意”赋值为1，表示满意。

2. 核心解释变量

参考吴忠观对老年人再就业的界定方法，选取劳动收入水平作为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度量指标，劳动收入水平是老年人每年获得的农业打工、受雇工资、非农自雇和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从事非主要职业等劳动收入的加总，但不包括老年人的年度离退休金收入。对各项劳动收入加总求和后，取对数作为最终的劳动收入水平变量。

3. 控制变量

借鉴杜鹏等（2020）和郑志丹等（2017）的指标设定方法，主要控制变量从低龄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出发，选取低龄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已婚或同居=1）、子女照料支持、家庭经济支持、政府补助、社交活跃度5 个变量。子女照料支持采用老年人每年与子女见面的平均次数衡量；家庭经济支持指老年人过去一年获得来自其他非同住家庭成员经济帮助的数额；政府补助指老年人获得来自政府的无保障老人生活补贴、独生子女老年补助、医疗救助3 项补贴的收入总和①；社交活跃度通过得到老年人日常进行的社交活动种类和活动频率后生成社交活跃指数进行衡量。

基本控制变量包括城乡区位（城镇=1）、性别（男性=1）、年龄、受教育程度（通过计算老年人最高学历所用年限与取得最高学历后又接受教育的年数之和进行衡量。最高学历所用年限的度量方式为：未受过教育=0，未读完小学、私塾根据具体读书年数定，小学毕业=6，初中毕业=9，高中毕业=12，中专毕业=12，大专毕业=14，本科毕业=16，硕士毕业=19，博士毕业=23）、健在子女数、健在兄弟姐妹比例

（老年人健在兄弟姐妹数与兄弟姐妹总数的比值）、家庭收入水平、慢性病患病数（老年人患有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癌症等恶性肿瘤、慢性肺部疾患、肝脏疾病、心脏病、中风、肾脏疾病、胃部疾病或消化系统疾病、情感与精神方面问题、与记忆相关的疾病、关节炎或风湿病、哮喘等14 项疾病的患病数）、吸 烟（不吸烟=0，已戒烟 =1，吸烟 =2）、喝 酒（不喝酒=0，每月喝酒少于一次=1，每月喝酒多于一次= 2）、体力劳动与日常锻炼情况（日常走路=1，进行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2，进行激烈活动=3）、医疗保险领取情况（正在领取医疗保险=1）。

4.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是在提取老年人家庭各项消费支出额后，分别进行1% 和99% 双侧缩尾处理，进一步计算出支出均值并对大于等于均值的情况赋值为1，小于均值的情况赋值为0，得到各项消费支出的0-1变量。

表1 为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成熟效应和补偿理论，老年人会调整生活目标以保持积极情感，且老年人会与同龄群体中处境较差的个体进行比较，因此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为进一步分析再就业与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将基于此展开回归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2 第（1）列与第（2）列使用基准模型考察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第（3）列与第（4）列在基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纳入了婚姻状况、子女照料支持、家庭经济支持、政府补助、社交活跃度等控制变量，第（5）列与第（6）列进一步控制了城乡区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在子女数、健在兄弟姐妹比例、家庭收入水平、慢性病患病数、吸烟、喝酒、体力劳动与日常锻炼、医疗保险领取情况等基本控制变量。三个模型估计参数ρ 的估计值分别为0.506、0.489 和0.454，并且均在1% 水平内显著，使用随机效应Logit 模型具有合理性。由于随机效应Logit 模型系数估计值的经济含义只包含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性以及作用方向等信息，为进一步得到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需计算影响的边际效应。

表2 的回归结果表明，第一，再就业有利于提高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单纯分析再就业与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情况下，劳动收入水平提高1% 将引起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增加0.3%；在控制了婚姻状况、子女照料支持、家庭经济支持、政府补助、社交活跃度、基本控制变量与地区效应后，劳动收入水平提高1% 将引起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增加0.1%，随着多重资源要素的引入，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减小，但仍然较为显著。借鉴活动

理论对再就业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原因进行梳理，再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是低龄老年人寻求活动角色的保障，收入的增加引致低龄老年人调整生活安排以获得最大回报，激发低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动力，有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

第二，家庭与社会支持以及融入社会有益于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家庭支持（已婚或同居状态下的配偶照料支持、子女照料支持、家庭经济支持）、社会支持（政府补助）与社会参与（社交活跃度）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改善以上变量对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仍较小，主要原因包括：一是老年人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在此基础上调整资源要素分配可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边际效果较小；二是老年人经常调整自身的需求与愿望以适应资源水平，可能削弱劳动收入等资源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三是研究选取了再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照料支持、家庭经济支持、政府补助、社交活跃度以及其他基本控制变量作为资源要素进行分析，多种资源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会产生显著影响，致使单个资源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果较小。尽管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系数较小，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再就业仍是提升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二）异质性检验

老年人持有的资源禀赋存在性别差异，且在老年期的再就业意愿不同，因此需考虑再就业对不同性别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格局明显，“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应结合城乡老年人资源禀赋差异，分析再就业对城乡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我国提供隔代照料（照料孙子女）的低龄老年人占比较大，隔代照料占用低龄老年人大量时间，在提供照料的同时是否再就业以及就业强度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较大。表3a 为再就业对不同性别、城乡区位、隔代照料情况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1. 再就业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更显著

基于性别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劳动收入水平提高1% 引起女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作用较小，将引起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增加0.2%，且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5% 水平内显著。老年女性在经济状况、身心健康、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累积劣势，再就业可能提高老年女性的生活满意度，但受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俗影响，不同性别老年人对劳动力市场的热情预期不同，老年女性更有可能在退休后降低对工作的稳定性期望，放弃全职工作以满足照顾义务，尤其是为孙辈提供隔代照料，而老年男性倾向于经济上的成功，退休后获得劳动收入可能避免离职带来的精神痛苦，因此，劳动收入水平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更大且更为显著。

2. 再就业对农村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更直接

基于城乡区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劳动收入水平提高1% 将引起农村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增加0.2%，但可能引起城镇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降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需求依次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高级需求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出现，因此，在较贫穷地区，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更强；在较富庶地区，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49283 元、30391 元，农村居民对应收支分别为20133 元、16632 元。进一步利用 CHARLS 数据，计算农村低龄老年人包括年度离退休金收入的个人年收入对数均值为4.38，城镇低龄老年人的对应均值为7.22，相比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与个人年收入均较高的城镇低龄老年人，农村低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提高对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求具有更显著的作用，劳动收入水平与农村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可能更强。因此，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我国城乡老年人收入差距，对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劳动收入水平提高可能引起城镇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降低，其主要原因是退休金收入对老年人是否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退休金越低的人越容易产生就业需求，而城镇老年人中享有离退休金的比重较大，且以离退休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城镇老年人占比也较大，对于这部分老年人，再就业需求与意愿较低，再就业可能降低其生活满意度。

3. 再就业对不同隔代照料情况下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一

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倾向与意愿不同，在老年期可能不再从事有偿劳动而选择对孙辈进行照顾。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隔代照料的老年人比例为66.5%，其中，（外）祖母照顾孙辈的比例占70% 左右；CHARLS 四期数据的低龄老年人中，需要提供隔代照料的占比为48.2%。由于提供隔代照料的低龄老年人需要支配更多时间照料孙子女，此时选择再就业虽然能够提高其劳动收入水平，但可能带来更多的生活压力，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基于不同隔代照料情况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证实了需要隔代照料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可能提高生活满意度，但影响不显著，不需要隔代照料的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在 5% 水平内显著提高生活满意度。

在表3a 的异质性检验基础上，表3b 进一步分析了再就业对不同性别且不同城乡区位、不同性别

且不同隔代照料情况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表3b 显示，城镇的女性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结合表3a 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老年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热情预期较低，城镇老年人的各项收入水平均较高，因此城镇的老年女性更有可能在退休后降低对工作的稳定性期望，再就业可能降低生活满意度，而农村的老年女性由于各项收入水平处于劣势地位，且没有明显的退休时间点，因此在老年期获得的劳动收入对生活满意度仍具有提升作用。男性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其中对农村的男性低龄老年人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老年女性更有可能在老年期照料孙子女，因此不同隔代照料情况下老年女性的再就业选择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差异，由表3b，女性低龄老年人在需要隔代照料的情况下再就业可能抑制生活满意度，但影响效果不显著，在不需要隔代照料的情况下再就业能够提升生活满意度。因此，应对老年人照顾孙辈的付出予以肯定，减轻老年人的隔代照料负担。

（三）稳健性检验

为排除变量选取的特殊性对核心结论的影响，本文更换了劳动收入水平的度量方式，表4 的（1）（2）列将劳动收入水平由连续变量变更为0-1 变量，将劳动收入水平大于等于均值的情况赋值为1，小于均值的情况赋值为0，分析新的劳动收入水平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3）（4）列将劳动收入水平调整为收入水平，即对劳动收入与年度离退休金收入加总求和后取对数衡量，分析收入水平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进一步得到更换变量度量方式后的回归结果，由表4 的（1）（2）列，再就业能够提升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引入基本控制变量之后，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仍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影响效果不显著。由（3）（4）列，在未控制基本控制变量与地区效应的情况下，收入水平提高 1% 将引起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增加0.6%，控制基本控制变量与地区效应后，收入水平提高 1% 将引起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增加0.3%，均大于基准回归中劳动收入水平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且相关影响均在1% 水平内显著。提高低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能够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其中年度离退休金收入的提高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但仍应肯定再就业所得的劳动收入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作用。表4 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基准回归中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十分稳健。

（四）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判断再就业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表5 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第（1）（3）（5）列分别报告了以服饰消费支出、耐用品消费支出、通讯设备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低龄老年人劳动收入水平对相应消费支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促进了消费行为。第（2）（4）（6）列分析了再就业通过银发消费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估计结果，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能够通过影响银发消费支出，显著改善生活满意度。Sobel 检验的p 值均小于0.05，说明银发消费是再就业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渠道。本文同样分析了家庭旅游支出、保健费用支出在再就业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中的中介作用，发现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同样能够通过影响家庭旅游支出、保健费用支出，正向影响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限于篇幅未做展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8 年四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构建随机效应Logit 模型，实证考察了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再就业显著提高了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低龄老年人能够逐渐适应老年期的资源变动过程，调整活动能力与效率，通过再就业获得劳动收入而改善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活满意度。

第二，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性别差异上，再就业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大于女性低龄老年人；城乡差异上，由于农村低龄老年人资源禀赋显著落后于城镇低龄老年人，劳动收入与农村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更强，再就业使农村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概率大于城镇；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的混合效应上，城镇的女性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更低，再就业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第三，不同隔代照料情况下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一。在不需要提供隔代照料的情况下，获得劳动收入能显著改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但在需要提供隔代照料的情况下，老年女性再就业可能抑制生活满意度。

第四，银发消费是再就业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行机制，其中服饰消费支出、家具电器等耐用品消费支出、通讯设备支出等消费选择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

（二）建议

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增收入”。逐步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仍赚取劳动收入的比重与已获得离退休金的比重分别仅为22.0%、34.7%，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政府应充分把握低龄老龄化的机会窗口期，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为有劳动意愿的低龄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应考虑到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差异，推行更加灵活的政策措施，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根据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意愿偏好调整退休年龄限制，最大限度激发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活力，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第二，“缩差距”。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缩小城乡老年人社会保障差距。农村低龄老年人的资源禀赋落后于城镇低龄老年人，根据后发追赶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再就业提高农村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概率更大，政府应不断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服务方面的差距，降低农村老年人生活成本，缩小收入水平对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

第三，“减负担”。将隔代照料纳入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并出台配套支持政策。低龄老年人面临

提供隔代照料与再就业的选择，在不需要提供隔代照料的情况下，再就业能够显著改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因此政府应承认隔代照料的社会价值，给予照料者适度的经济补贴，缓解老年人因隔代照料而造成的收入损失，减轻老年人的隔代照料负担。

第四，“强赋能”。挖掘老年需求，激发银发消费潜能。银发消费是再就业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行机制，政府应协调社会多方参与，科学研判和分层次挖掘老年需求。一方面，聚焦以1960年代出生队列为代表的富起来的第一代老年人的银发需求，供给享乐型、智能化和社交支撑的适老化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兼顾全体老年人的共性需求，从优化老年公交卡福利、增加医保报销结算便捷性、定向发放消费券等公共服务维度发力，增强全体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便利性，建立健全消费维权机制，增强老年人消费安全保障力度，营造良好的银发消费氛围，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