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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安排、孝道期望与老年人心理健康

    发布时间:2024-03-18 作者: 李黎明、王颉琼 文章来源: 浙江社会科学

    摘  要

    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年的数据,将孝道期望纳入“居住安排—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分析框架,并分析了该机制的城乡差异,丰富了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

    ①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显著作用,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产生抑制效应。

    ②孝道期望在居住安排和心理健康之间具有调节效应,认同“养儿防老”观念的老人与儿子居住对其心理健康有显著积极效应。

    ③分城乡样本发现,孝道期望的调节效应发生在城市地区,在农村地区不发生效应。

    一、引言

    《“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中提出要协同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老年人的健康快乐关系到个人晚年生活幸福安康和家庭、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已有研究表明居住安排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但就产生何种影响仍存在分歧,且鲜有研究关注产生这一效应的孝道文化差异及其城乡差异。事实上,中国的老年群体内部存在高度异质化,同一种居住安排方式对不同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受中国传统血缘价值观影响,孝道期望集中表现为“养儿防老”,传统家庭和社会对男性后辈养老寄予厚望。其次,城乡二元差异导致个体的孝道观念和家庭结构存在明显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安排与心理健康。农村地区的宏观社会形态保存更为完整,具体表现为,文化观念方面“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传统孝道期望得以延续和传承;家庭结构方面,两代和多代同住的家庭模式更为普遍,家庭成员联系更为紧密。而在城市地区,传统儿子养老的孝道期望逐步瓦解,老人的晚年居住安排也表现得更加多元化。

    因此,对于秉持不同孝道期望的老年群体,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居住安排效应如何,以及这种效应是否存在城乡差异,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心理健康

    研究证明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会影响其心理健康。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解释:家庭支持理论和家庭冲突理论。

    家庭支持理论认为,子女和老人同住是赡养老人最主要和直接的方式,同住使得老人在空间和时间上更易获得经济支持、医疗服务和生活照料,而且日常互动沟通能为老人提供情感慰藉,有助于降低老年人的抑郁风险、提升心理健康。家庭冲突理论多从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出发,认为子代和父母同住的居住安排更易产生冲突,代际关系紧张,降低老年人幸福感。此外,从代际剥削的视角来看,子女与父母同住会增加老人家庭照料负担,占用其对外交往时间导致老年社会隔离,进而引发抑郁等心理疾病。

    可见,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何种影响依旧存在理论性的争议,焦点在于,究竟是代际支持的效用更大,还是代际冲突的危害更多。基于以上论述,首先提出假设:

    假设1: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

    (二)孝道期望的调节效应

    孝道期望,是指成年子女被期望支持他们年老的父母。在中国,孝道期望有明确的性别指向,集中体现为“养儿防老”观念。“养儿防老”根源于中国农耕经济生产方式,农民是畏惧风险的,面对身体和心理功能衰退、社会网络缩减等风险,“生养儿子为自己养老”便成为农民为了适应农业经济所形成的一套现实理性逻辑。而且,孝道期望隐含着传统父权制家庭中明确的男性生育性别偏好。

    孝道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对居住安排的偏好,客观的居住安排只有在主观上与自己的居住意愿保持一致时才能产生幸福感收益。由此推断,认同“养儿防老”又恰好和儿子同住,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孝道期望在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上发挥调节作用。认同“养儿防老”观念的老年人,其与儿子居住对自身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三)城乡之间存在二元差异

    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养老保障体系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而西方文化对个体孝道期望和传统家庭模式的冲击,则加速改变着以儿子养老为核心的传统赡养制度,传统的规范性孝道期望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成年男性和女性后代对父母有同等的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另一方面,女性后代在赡养老人方面提供越来越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可以发现,这些转变主要发生在城市。相比而言,城市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更为多元。由此认为,孝道期望的调节作用可能在城市老年人中的表现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孝道期望在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存在城乡差异,即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老年人中,而在农村老年人中不存在。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居住安排—孝道期望—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分析框架(图1)。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直接影响,同时居住安排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孝道期望的调节,且这种效应可能会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有不同表现。


     图 1 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CLASS 2014年居民问卷。

    本研究首先剔除了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此外,考虑到研究的实际意义,仅保留样本中有子女的老人,并删除子女年龄低于十八周岁的样本(一般认为未成年子女不具有赡养父母的经济能力),最终保留有效样本7393个。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衡量心理健康的常用指标为抑郁状况。CLASS 2014有9个问题测量抑郁水平,被访者根据过去一周经历的症状回答问题,回答“没有”记0分,“有时”记1分,“经常”记 2分,负向问题反向计分。得分加总,分值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5,满足分析要求。

    居住安排是本文的重要解释变量,基于问卷中受访者对“和您同吃同住的都是哪些人?”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测量。基于前文论述,本文将居住安排划细化为三类:与儿子同住、与女儿同住、与其他人居住。

    调节变量为老年人的孝道期望。测量孝道期望的指标为是否认同“养儿防老”观念,通过问卷中“俗话说‘养儿(子)防老’,您同意这个观点吗?”这一问题来测量,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将其划分为二分变量。


     图 2 居住安排的城乡分布


     图 3 “养儿防老”的城乡差异

    表1报告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良好,心理健康指数平均得分13.64。在居住安排上,与儿子同住占比41.28%,与女儿同住且不与儿子同住的老年人占9.08%,与除子女以外的其他人居住的老年群体占49.64%,其中农村地区与儿子同住的比例达到47.84%(图 2)。养儿防老观念依旧占据孝道期望的主流地位,总体而言,65.71%的老年人的孝道期望表现为同意“养儿防老”,其中农村地区同质性更高,比例高达82.66%(图3)。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7393)


    (三)实证策略

    为了逐步验证研究假设,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OLS)方法研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主效应,基本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1)

     

    在式(1)中,表示个体的心理健康指数,表示其居住安排,表示老年人的孝道期望(即对“养儿防老”观念的态度),为其他控制变量,是随机误差项。其次在式(1)的模型基础上,构建引入居住安排与孝道期望的交互项的全模型:

    (2)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经历了千百年的相持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战胜贫困的曙光。胜利在向我们招手,更加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创造。

    表2报告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1估计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主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以与其他人居住为对照组,发现与女儿居住和与儿子居住均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基于孝道期望中明确的性别偏好,子女性别结构是居住安排分类的最主要依据,为了进一步辨别同住子女性别构成会不会对老人心理健康造成不同的影响,模型2将参照类换为“与儿子居住”。结果显示,与子代同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同住子女的性别结构在全体老年人样本中无显著差异。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孝道期望这一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居住安排和孝道期望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之下,孝道期望表现为同意“养儿防老”观念的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孝道期望和居住安排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孝道期望和与女儿居住的交互项不显著,但与儿子居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对于那些期望儿子养老的老年人而言,与儿子居住能平均提高0.317分的心理健康得分,支持了假设2。

    表 2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全样本)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表3汇报了城市和农村的分样本数据结果,旨在分别讨论“居住安排—孝道期望—老年人心理健康”这一机制是否存在城乡差异。分析发现,居住安排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在城市和农村有不同的表现。模型1-3为城市老年人样本,是否同子女居住对城市老人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模型4-6为农村样本。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居住安排对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其中与儿子居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而与女儿居住的效应只有在加入调节项后发生。模型6显示,孝道期望和居住安排的交互项在农村老年人样本中不显著,即认为在该样本中,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在农村老年人群体中并未受到孝道期望的调节作用的影响。可能的解释为,农村老年人的孝道期望普遍表现为“养儿防老”,这种孝道期望合乎常理,在这种情况下,已然成为常态的孝道期望变量不会额外对居住安排与心理健康发挥作用。综上,居住安排影响心理健康的孝道期望效应在城市老年人群中发挥作用,对农村老人不发挥效应,假设3得到验证。

    表 3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城乡)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 CLASS 2014 年的调查数据,通过纳入老年人的孝道期望,验证并丰富了居住安排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主要得到了三个研究结论:第一,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与子女居住能有效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为家庭支持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在农村样本中,与儿子同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而与女儿同住不发挥效应。在农村社会中,受传统养老观念影响,主要是由儿子而非女儿赡养老人,因而与儿子居住更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第二,将孝道期望作为调节变量加入解释框架后发现,孝道期望在“居住安排—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路径关系中起到调节效应。“养儿防老”是孝道期望的集中体现,年老的父母生养儿子是为了在步入晚年后从子代身上获得物质和精神回报,与儿子居住符合中国父母生育以及养老的性别偏好。相比于不完全同意“养儿防老”观念,坚信“养儿防老”的老年人在与儿子同住时,其养老预期和实际居住安排一致,因而有更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

    第三,居住安排、孝道期望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存在城乡差异,孝道期望对居住安排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只存在于城市地区。一方面,城市地区更多受到现代化思想的冲击,传统“养儿防老”的孝道期望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另一方面,城市区域的社会养老体系较为完善,为老人提供了更多元的养老模式。这些原因使得城市地区的孝道期望分化更明显,这种分化使得居住安排对老年人产生的效应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