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年龄是人生的时间刻度，年龄结构深刻影响着人口的生育、教育、就业、迁移、死亡等行为的特征，是形形色色人口结构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个。传统人口学非常重视年龄的统计分析意义，从格兰特的生命表到洛特卡的人口发展方程，年龄都是最重要的分析解释变量。完整的年龄结构可以用单岁年龄分布来描述，并常常与性别联合在一起形象地表示为人口金字塔。这种“全息”的年龄结构在实际应用中显得过于庞杂，容易使人陷于细节而不得要领，因而需要做宏观的段落切分。1900年桑德巴创制了“三段式”年龄分布，以15岁和50岁两个界点将人口分成育龄前、育龄和育龄后3个年龄段，这个划分主要着眼于人口再生产过程。然而，随着人类健康水平的提升和预期寿命的延长，50岁已越来越不适用于老年人口的年龄下限。如今，我们更倾向于将人口年龄段划分为0-14岁、15-64岁和65岁及以上，并对应于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当我们研究单个国家（地区）时，用代表少儿、劳动力和老年人比重变化的3条曲线来描述其人口年龄结构演变过程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进行多国家、多地区的对比与综合研究，我们势必失陷于图形和曲线的汪洋大海，难以发现和表达演化的规律性。 

为此，本文引入三角图工具，将年龄三相结构压缩为三角图中的点，以这些点的时序轨迹来表达年龄结构的演化过程，分类梳理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化模式，预测其长期均衡位置，探讨其转变的一般规律。

二、三角图基本原理及其适用性

三角图是表达三相结构的一种有效工具，应用的条件是事物由且仅由3种成分组成，即三者的百分比 x、y、z 满足以下关系：x+y+z=100

上式是三维坐标系中的平面方程，平面上的任一点P（x，y，z）代表着该事物的一种成分结构。x、y、z为非负实数，故P（x，y，z）的定义域为上述平面中由三维坐标系第一象限所截取的正三角形。我们用C、L、A 代替 X、Y、Z 分别表示少儿、劳动力、老年人，三段式的人口年龄结构就被浓缩成三角形中的点。从现实数据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实践定义域通常为图1b所示的蓝色小三角。

图1 三角图基本原理

为图形表达的整齐起见，我们以10个百分点为区格，把老龄化标准7%略微提高到10%，将联合国建议的21%的重度老龄化标准取整为20%，并简称为“高龄化”，将人口红利窗口开启的下限标准取整为劳动力比重达到60%，少子型人口的上限标准即少儿比重达到20%。按照上界限，可以将人口年龄结构的各种典型类型表示在三角图中的相应区位（图2）。

图2 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三角区位

三、人口年龄结构演化的内生因素与基本方向

在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过程中，有两股内生力量在发生作用：一是生育数量的减少，即少子化；二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即老龄化。这两股力量在工业革命之后就不断得到强化，对位于少儿和老年人之间的劳动力而言，这两股力量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劳动力比重的变动方向取决于两股力量的对比和年龄结构的惯性。理论上说，人口年龄结构可以在三角图中沿任何方向演化，但有几个方向是比较常见的，如老龄化、红利化和少子化等（图3）。

图3 人口年龄结构演化的基本方向

四、主要研究发现

1、当代世界各国（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区域差异性

图4展示了2020年世界各国（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绵延而成的“银河系”，其从三角形的左下角向右偏上方向延伸再折转向上偏左。我们将加拿大1851-202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叠加于图4发现，如果忽略细节性的波动回环，那么加拿大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化轨迹恰好贯穿“银河系”的中轴。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演化是一个普适的过程，具有通行的轨迹，表现出充分的“各态历经性”。如果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口还处于多子化状态，那么它的演化进程就还没有开启或者刚刚启动，一旦少儿比重开始下降，便会进入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的现代过程。世界各国（地区）在“银河系”中的“差序”格局反映了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进程的区域差异性，也折射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非洲国家（地区）大多处在“银河系”的左下方，共同的特征是少儿比重大、老年人比重小，大多数尚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起步阶段。大洋洲国家及地区分为两类：一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欧美类型的人口转变先行国家；二是澳新以外的大洋洲群岛国家及地区，多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早期阶段，比非洲国家及地区略有进步。拉美国家及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演化的进程比不包含澳新的大洋洲又进了一步，整体接近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亚洲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表现出相当的离散性，我们将日本及西亚几个石油国家分别单列，其他的亚洲主体国家及地区基本处在“银河系”的轴线上，与拉美非常接近，说明它们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中期阶段。欧美国家及地区包括欧洲和北美，它们代表着人口年龄结构演化的后期阶段，少子化与老龄化并举，老年人比重超过少儿比重，三成以上国家及地区少儿比重低于15%，四成以上国家及地区老年人比重超过20%。

图4 2020年世界各国(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三角区位类型

2、世界各国（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

根据1950年以来世界各国（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我们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辙痕”汇成了一条弧形的“至简大道”，各国（地区）的具体轨迹、出发时间虽不相同，但出发点、目标终点及所经历的“平均轨迹”却比较默契一致，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个性差异也有因可循（图5）。

图5 世界各国（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演化平均轨迹

3、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的省区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1966年，这是一个多子化的过程，与许多国家（地区）在二战后出现的“婴儿潮”基本合拍，欧美国家（地区）的“婴儿潮”一般延续到1964年，而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婴儿潮”所带来的少儿比重回升周期则更长一些。第二阶段是1966-2010年，这是一个长周期的少子红利化过程，2010年是我国人口红利窗口开启范围最大的年份，也几乎是少儿比重最低的年份，这一时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虽然在不断推进，但并非老龄化水平提升最快的时段。

第三阶段起自2010年，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过程，2010年可以说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少子红利化向少子老龄化、负债老龄化转折的拐点年份。老年人比重在2014年越过10%的门槛，2020年进一步提升至13.5%；同期的劳动力比重从74.5%回落到68.5%，人口红利窗口进入收缩通道；少儿比重从16.6%略升到18.0%，少子化的过程已经从极限状态缓慢回转。从中国以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曲线的形态来看，2010年的年龄结构拐点很可能具有历史意义，这意味着我们现阶段虽然面临着生育焦虑甚至生育危机，但度过近期的出生率低谷之后，少子化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深化，只要社会做出适当努力，少儿比重有可能逐步回升，至少不会进一步下降（图6）。

图6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化轨迹存在一定的区域分异性，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能够发现，中部与西部的演化轨迹比较接近，故可按东部、东北和中西部三大区域考察其差异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大区域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但其演化轨迹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逐渐由收敛走向发散。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路径最长，这意味着其变化速度最快，先是劳动力快速扩张，2010年劳动力比重达到峰值，此后老龄化步伐加快，2020年老年人比重达到16.4%，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领跑者。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在1990年代之前基本是同步演化的，此后东部地区少子红利化进程加快，2010年劳动力比重达到76.4%，少儿比重降至15%以下，开始转向负债老龄化阶段，2020年劳动力比重降至70%以下，老年人比重升至13.0%。中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路径最短，拐点红利最小，2010年后老龄化进程加速，2020年老年人比重达到13.5%。

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东北三省中，辽宁人口年龄结构发展进程相对快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演化路径也更长。东部地区各省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在2010年之前高度趋同，但各省份2010年红利拐点所处位置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自1990年代以来发散程度不断加大（图7）。

图7 中国分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 

4、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演化的趋势及长期均衡位置预测

人口年龄结构稳定与否取决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长期走向，就我国现阶段而言，预期寿命还在显著上升，生育率则处于波动下行之中，这意味着一定时期内少子老龄化仍然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演化的主旋律。同时，我们相信生育率下降一定有它的下限，当生育率从下限位置缓慢反弹时，少儿与老年人之间将形成制衡关系，人口年龄结构便有望逐步走向均衡。本文尝试对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作长期预测，将基年定在2020年，目标年定在2100年。

人口变动取决于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国际迁移对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故预测的关键控制参数就是预期寿命和生育率。表1呈现了12 种情景方案下的预测结果，其中方案9假设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而平均预期寿命按中速增长，本文倾向于将它作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演化的长期理想路径。按照这一方案，我国当前的快速老龄化进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2084年老龄化程度将达到35.2%的最高值，之后便螺旋式向下收敛，2100年达到长期均衡位置（14.6，53.6，31.8），或约数取整为（15，55，30），总抚养比为0.82。如果2100年总和生育率回不到更替水平，按缓慢回升方案，长期均衡位置的老龄化程度可能会上升到35%左右。虽然这里预测的是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长期均衡位置，但是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化的各态历经性来推测，世界各国（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或早或晚也大抵会向这一均衡位置收敛聚拢。

表 1 不同情景方案下 2100 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世界各国（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演化的未来趋势和长期均衡位置预测，以及各态历经性假设，本文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伴随人口增长转变而发生的必然过程，因而可以称为“年龄结构转变”（Age Structure Transition，AST）。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有稳定一致的路径: 从多子化的年轻型人口出发，经历少子红利化、转折和负债老龄化3个阶段到达少子-高龄型人口的长期均衡位置，转折阶段是红利窗口期，最大红利点可称为“红利拐点”。我们最好不要把人口红利当作天赐的当前利益，而应视为“秋收冬藏”的有机安排，在红利窗口期努力创造和积蓄“剩余价值”，以迎接和缓解随之而来的长期老龄化挑战。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工业革命、人口增长转变的关系是递续性的: 工业革命带动人口增长转变，再引发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并形成红利拐点。如果忽略中间过程，现代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在三角图中的径直方向就是与人口红利无关的少子老龄化过程，然而实际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却必然要经过红利拐点，形成一条“弓形”路径，各个国家（地区）的差异只在于弓形弧度的大小，极端情形下会在红利拐点处形成直角甚至锐角转折，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可以走捷径，更没有国家（地区）走成左凸的反弓形路线（图8）。

图8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一般路径

从时间周期来看，加拿大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已经经历了170多年，估计还需要50年左右才能达到长期均衡位置，整个转变过程长达两个多世纪，可以认为这是先行发达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演化的基本周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从1950 年代起步，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速，2010年与许多西方国家（地区）同步到达红利拐点，预计到2100年完成转变，整个周期缩短到一个半世纪。中国人口总量达峰在即，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政府和学界需要高度关注的重要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之前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以致红利拐点的弧形路径蜕变为锐角转折，这势必造成与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的教育、就业和养老资源的供求关系矛盾沿年龄阶梯快速向上传递，从而需要国家和政府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将人口年龄结构作为一个“连续统”，灵活动态地统筹配置各类社会经济资源。本文基于国际比较视野、聚焦中国特色所进行的有关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与转变模式的初步探索和规律总结，能够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相关问题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信息。

作者：丁金宏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所长，教授；上海市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资源环境专委会主任

          张伟佳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毛仁俊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田  阳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