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区分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维度，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前提。从人口机会的角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涵盖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教育人口和流动人口等基础层面；中国式现代化还具有人口转向联动的特征，包括人口负增长开启、人口老龄化加深、人口综合素质提升、人口迁徙特征强化等动态层面。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红利转变的现代化，具体表现为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衰退、质量型人口红利已然迸发、配置型人口红利不断提升。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规模 人口机会 人口红利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路径，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首要国情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规模巨大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人口基础。就人口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并不仅是指数量层面的绝对人口规模巨大，也从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素质和人口流动迁移等多个层面出发，指向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教育人口规模巨大和流动人口规模巨大等人口机会。

（一）总人口规模巨大

总人口规模巨大一直是中国的人口特征。总人口规模巨大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命题，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国家崛起的基础，人口战略论因而延续至今。在西方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马尔萨斯主义将失业和贫困等问题归咎于人口增加，人口负担论甚嚣尘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注定要打破西方现代化唯一性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特征具有转“危”为“机”的逻辑性，这蕴藏在人口与生产力相匹配的阶段演变过程中。

第一阶段是人口单向适应生产力的阶段。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口规模为5.42亿人，1954年达到6亿人以上，1964年超过7亿人，10年增加1亿人；1969年人口规模达到8亿人以上，1974年超过9亿人，平均每5年增加1亿人，较上一时期提速一倍。如果以此推算，仅28年就可以实现人口规模翻一番。但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低，人口的急速增长与物质资料低速增长之间呈现紧张关系。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5年中国人口规模约占世界的22.5%，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4%，中国以世界1/71的国内生产总值支撑着世界1/5至1/4的人口规模。人口规模巨大的除数效应使得中国人口与生产力的紧张关系持续激化，但当时改善生产力的能力十分有限，于是计划生育在此背景下成为人口政策的主要导向。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全国实施计划生育，从“晚、稀、少”开始，陆续经历“三个多了”“两个不少”“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城镇一孩、农村一孩半、部分二孩、少数民族自治”的多元紧缩政策演变。在理论和实践创新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无法回避对历史期的探索审视，在以新时代的眼光看待该阶段人口单向适应生产力的危机化解方式时，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在该阶段的历史使命（原新，2017）。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的现代人口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口规模巨大与生产力发展速度之间的不匹配，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有一定的铺垫作用。

第二阶段是人口与生产力相互适应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快速融入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实现经济腾飞，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2019年开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越过1万美元大关，2021年业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继续保持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中国将在“十四五”时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情况下，过去单向调整人口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得以扭转，人口与生产力进入相互适应的新阶段。一方面，生育限制逐步放开，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出台“全面两孩”政策，2021年调整为“三孩”政策，人口政策对人口总量的限制功能逐渐弱化，服务功能开始彰显，人口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落脚点。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调整和改善生产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宏观运用越来越灵活，随着物质资料的边际产出提高，总人口规模巨大对平均产出的除数效应也逐渐转变为能够倍增产出的乘数效应。14亿多人口尤其是其中的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带来了超大规模的中国市场和内需潜力，未来15年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8亿人，超大规模市场将继续发展壮大，这是成就中国式现代化长足发展的基础动力。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也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辉煌成绩的人口基础，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克服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奋斗之路，中国始终秉持共同富裕理念，已将人口规模巨大特征的“除数”挑战转化为“乘数”机遇。

（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

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充分利用劳动年龄人口所蕴藏的人力资源潜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供给充足的劳动力生产要素，是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共同路径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了1950—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三次婴儿潮，年均出生人口分别为2077万人、2583万人和2206万人（原新、金牛，2021）。随着时间推移，三次婴儿潮也对应着三次劳动年龄人口高潮，为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供应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回顾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无疑是关键。改革开放营造了包容的发展空间，市场配置资源和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模式逐渐形成，使得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要素需求与劳动年龄人口高潮的劳动力要素供给快速对接和匹配，助力中国以劳动力数量优势和成本优势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并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快速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积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10.10亿人，其占总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峰值74.5%，此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比重步入下行期，2021年规模下降到9.65亿人，比重下降到68.3%，中国同样开始遭遇西方现代化发展中所面临的劳动力萎缩问题。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所持有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中方案预测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35年为9.31亿人，在2050年仍保持在7.67亿人以上。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运气性的巧合，也并不存在“中国例外论”。中国的经济奇迹与人类历史上其他的现代化进程存在共性，依赖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例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表明基于中国国情实践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世界有借鉴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都是人类社会对现代化构想的实践探索（郑永年，2016；陈昌盛等，2021）。

充分利用劳动年龄人口所蕴藏的人力资源潜力，也关乎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关涉劳动者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自身的国情特色，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一方面，中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保障充分就业。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具有两面性，如果其中所蕴藏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与经济产业需求充分对接，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如果经济产业萧条，就业岗位不足，精力充沛但处于无业状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则会增加社会不稳定性，容易造成社会断裂，引发阶层冲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进程，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从源头上规避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弊端。“十二五”规划最早明确提出就业优先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双创孵化行动等重大举措，不断破除就业市场的体制性障碍，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纾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有效防范就业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共同富裕。规模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是微观家庭经济来源的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形成“中间大、两头小”橄榄型的分配结构，从制度上推动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尤其是对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两大群体就业问题的关注，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国情特色。

（三）教育人口规模巨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该论断意味着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包含着教育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教育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历经数代人努力的充满艰巨性的过程。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80%，规模为4.32亿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初中毛入学率、高中毛入学率和大学毛入学率分别仅为0.4%、20%、3.1%、1.1%和0.26%（《辉煌70年》编写组，2019）。彼时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1.01年（胡鞍钢、王洪川，2022），与5.42亿的总人口规模形成巨大反差，薄弱的教育人力资本基础制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大力实施扫盲运动，基于速成识字法，在工厂、煤矿、农村、家庭以“车间学校”“坑口学习小组”“地头学习小组”“炕头学习小组”等多种形式开展扫盲运动。到1953年年底，全国范围内完成职工扫盲近100万人，农民扫盲近308万人。1955年国家层面的扫盲协会成立，将扫盲工作的重要性提到空前高度。到1964年，文盲率下降到52%，超过1亿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郝和国，2001）。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驶入快车道，教育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特征开始形成。1981—2021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由12.6%提高到88.1%，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在2021年达到95.4%，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毛入学率由39.6%提高到91.4%，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大学毛入学率由1.6%提高到57.8%，2021年大学在学人数总规模达到4430万人，居世界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进而向普及化教育的历史性跨越。教育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离不开相应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探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夯实基础教育。出台和修订《义务教育法》，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专门法律保障，确定免费原则；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第二，高等教育领域的精英教育和普及教育双驱并发。通过“211工程”和“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培养高精尖人才；通过高等教育扩招，加快教育大国建设步伐。第三，变革职业教育。通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赋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的重要地位，为“制造强国”培养对口人才。

教育事业既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和受益者，也是现代化的助力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阐释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恰好承担着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的专门职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速增长阶段，国家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和扩招高等教育，在短时期内及时满足了劳动力市场迅速增加的人才需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治理教育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推动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增强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与经济产业结构的耦合性，是适应新时代、新变局的必然路径。

（四）流动人口规模巨大

在农业社会时期，土地是决定生产关系的核心，承载着调节财政、税收、军事等功能，人口与土地紧密联结，造就了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刘少杰，2019）。在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生产场域从土地转向作坊乃至工厂，人口流动加速，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安土重迁的观念逐渐淡化，人口逐渐走出乡土文化，进入现代文明，这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受到总人口基数巨大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具有流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就流向而言，新中国成立至今，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是城—乡流动。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落后农业国，为了应对粮食危机，我国学习苏联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从1955年开始，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大约1600万、规模占城镇人口1/10的知识青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向了乡村地区（潘鸣啸，2005）。第二阶段是乡—城流动。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地区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迅速在城镇地区崛起，城镇地区成为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的高地，劳动力需求高涨；而此时的乡村地区机械化水平逐渐提高，人口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减弱，产生剩余劳动力，推动劳动力供给激增。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城镇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与乡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对接，大量人口从乡村流向城镇。1982—2021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从657万人扩大到3.8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7%提升到27.3%（国家统计局，2022），这意味着当前每4个中国人中至少就有1个在迁徙，他们在乡—城、城—城、乡—乡之间频繁流动，同时带动人口承载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突显大国的人口空间腾挪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是推动乡—城人口流动加速、塑造中国式现代化中流动人口规模巨大特征的关键。一方面，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松对人口流动限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建制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提出要求；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要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的新型城镇化目标，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分类指导Ⅱ型大城市、I型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调整落户政策。另一方面，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部署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的战略方针；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数据等要素市场改革，健全要素交易和配置的运行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和“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转向联动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具有串联特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在较长的周期内依次演化，人口转变也相对缓慢，应对人口转变的经济社会部署相对从容（原新，2022）。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并联特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在较短的周期内叠加演化，人口转变在不同的时代浪潮交错中呈现复杂且急促的多元特征，具体表现为人口负增长开启、人口老龄化加深、人口综合素质提升、人口迁徙特征强化等动态转向。

（一）人口正增长转向负增长

中国正处于人口零增长的“胶着”阶段，人口增长模式从正增长经历零增长，转向负增长。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死亡人口为1014万人，自然增加约48万人，总人口规模达到14.13亿人（国家统计局，2022）；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自然减少约85万人，总人口规模为14.12亿人（国家统计局，2023）。人口负增长现象初步呈现。回首历史，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前的数千年间，中国人口几乎遵循指数型增长模式，间或出现的短期负增长多是因战争、自然灾害等外因所致，待外因消除后，人口发展仍能回到正增长的轨道；步入现代社会之后，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文化变迁、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等现代化特质驱动生育率不断走低，这种由人口系统内部规律作用所引发的人口负增长具有难以扭转的内生性特质。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内在增长率由正转负时，人口内生性负增长的势能已经在积攒。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开启是由人口发展规律引致的必然结果。展望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程度将不断加深。2022年，中国已经初步显露出人口的负增长迹象，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中方案预测数据，2023年中国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排位将被印度取代。但是，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早期，中国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预计在2035年前仍将保持在14亿人以上，在2050年前也将在13亿人以上，这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口基础，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人口根基。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特征将长期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

人口负增长并未改变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中长期。第一，经济效应。就供给端而言，在技术条件和劳动力制度安排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将削减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劳动参与率，减少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要素。就需求端而言，人口负增长将缩减消费人口数量，导致消费需求规模下降，同时引发消费结构变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扩大内需战略提出新要求；人口负增长也将减少投资需求，不利于资本积累，制约投资和生产的规模效应，加大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市场风险的防范化解难度。第二，社会效应。人口负增长将冲击传统公共服务体系，考验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挑战适应人口正增长的社会管理模式，引发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角色失范化、家庭支持外部化等特征演变。第三，教育效应。中期而言，人口负增长减少了学龄人口数量，基础教育资源将由不足转向过剩；长期而言，人口负增长将削弱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压缩高等教育需求，加剧高等教育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

（二）轻度老龄化转向深度老龄化

与西方先行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具有自身的国情特征。第一，超大老年人口规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在2005年达到1亿人以上，2021年超过2亿人。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中方案预测数据，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在2034年超过3亿人，2051年超过4亿人，2057年达到峰值4.30亿人，在2072年之前一直是世界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第二，超快老龄化速度。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在2000年达到7%，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33年将超过20%，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中国从老龄化社会到超级老龄社会用时33年，仅为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平均用时的1/3。第三，超高老龄化水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将达到22.5%；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老龄化水平超过30%，进入世界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行列。第四，城乡倒置老龄化格局。与发达国家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乡村的演变历程不同，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呈现倒置格局。一方面，由于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超出城镇，且上升速度快于城镇。中国在2000年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乡村老龄化水平为7.50%，超出城镇1.08个百分点，“乡村先老”格局已然形成。2010年，乡村老龄化水平上升到10.06%，超出城镇2.26个百分点，乡城差距有所扩大。2020年，乡村老龄化水平上升到17.72%，超出城镇6.58个百分点，乡城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快老”和“农村更老”已成事实。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2014）的中方案预测数据显示，2050年老龄化水平的乡城差距为7.70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格局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尤其是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乡村老年人口规模扩大速度慢于城镇。2000—2020年，乡村老年人口规模从5881万人增加到9035万人，增长了54%；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从2947万人增加到1亿人，扩大2.40倍。2035—2050年，预计乡村老年人口规模缩小15%，城镇扩大42%（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课题组，2014）。

中国人口老龄化演变进程超前于现代化发展进程，老龄社会形态与社会架构处于非同步状态（党俊武，2004），加剧了老龄社会治理问题。第一，综合多元变量开展老龄社会治理的周期较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医疗卫生发展具有后发追赶特征，使得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呈现老龄社会形态，但是社会架构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复杂变量于一体，从社会架构视角建构的社会形态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漫长的应对周期相比，中国综合治理老龄社会问题的周期较短。第二，老龄社会治理的起点较低。一方面是经济起点低，“未富先老”问题明显。2000年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达到2194美元，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个体层面积极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是社会起点低，“未备先老”问题明显。中国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养老和医疗保障体制尚未健全，地区和城乡差异依然较大；在深度老龄社会到来时，长期护理保险尚未全面普及，个人养老金制度刚刚起步，积极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社会保障力度仍待加强。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医疗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较早建立，在与人口老龄化较长的磨合期中，逐渐抬高了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社会起点。

（三）“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一方面，人口健康素质快速改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妇幼卫生工作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妇幼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改善。1991—2021年，中国新生儿、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从33.1‰、50.2‰和61.0‰下降到3.1‰、5.0‰和7.1‰，孕产妇死亡率从80/10万下降到16.1/1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在2007年和2014年已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相应要求，被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同时，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快速增加，从1981年的67.77岁增加到2021年的78.2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已经高于世界平均预期寿命，逐渐趋近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且增速远快于西方发达国家；乐观预期，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在本世纪中叶接近84岁，成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人口教育素质快速提高。1982—2020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30年增加到9.91年，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借鉴李月和张许颖（2020）构建的教育多状态模型进行测算，2020—203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10.5年增加到12.3年左右，预计2050年增加到13.8年左右，持续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将有效缓解人口负增长导致的人力资源缺口，推动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变。

人口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标志着人力资本的增量不断扩充，中国的“人力资本大国”地位得以确立，但是距离“人力资本强国”目标的实现还存在进步空间。第一，人口健康素养水平较低。中国在2008年发布公民健康素养公告，该报告是世界第一份界定公民健康素养的政府文件。并且，中国同年开始实施健康素养水平调查。但是，目前中国仍然处于普及阶段，居民健康素养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且地区间不均衡现象明显。第二，人口健康预期寿命有待提升。2019年中国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整体值、男性值和女性值分别为68.5岁、67.2岁和70.0岁，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相比分别低8.9岁、7.5岁和10.5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2），健康预期寿命与预期寿命的差值即相应的带病生存期。第三，教育质量有待优化。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和高等教育的扩招有效地降低了人口文盲率，增加了人口受教育年限，但是教育“质的提升”落后于“量的增长”，仍然存在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紧张、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不足、普通高等教育人才需求疲软等结构性问题，实现“人力资本强国”目标还需要聚焦双轨制教育改革，不断增强教育培养和就业吸纳耦合度，严控教育质量关，不断推进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建设。

（四）"乡土中国"转向“迁徙中国"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扩大，人口流动形态从“乡土中国”转向“迁徙中国”。第一，人口向城镇快速集聚。绝对变化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2—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从20.9%上升到63.9%，城镇人口增加6.91亿人，乡村人口减少2.88亿人；相对变化上，以流动人口占地区常住人口总量的比重表示地区流动人口吸引力，1990—2020年，城镇地区流动人口吸引力从5.5%上升到36.7%，提高了3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当前城镇地区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第二，人口向东部地区快速集聚。2020年，全国跨省流动人口达到1.25亿人，其中，73.5%流向东部地区，仅3.8%、7.7%和15%流向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东部地区又主要集中于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段成荣等，2022）。第三，人口向第三产业快速集聚。1982—2021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从68.1%下降到22.9%；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出现波动式变化，2021年为29.1%；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从13.4%大幅提升到48.0%。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最强，由于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城镇地区，这使得人口迁徙的城镇化特征与产业化特征相交叠，共同强化“迁徙中国”的人口流动形态。展望未来，根据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远景目标进行预测，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城镇化水平可达75%至80%，相较当下，届时城镇人口将再增加0.71亿至1.36亿人，乡村人口将再减少1.70亿至2.15亿人，伴随人口向城镇的快速集聚，人口迁徙的产业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

“迁徙中国”的人口流动形态在不同流向上均得到确认，但是构成“迁徙中国”的不同流动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仍存在矛盾。一方面，流动人口仅在物理上进入城镇地区，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其就业、生育、养育、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增强户籍制度的包容性，尊重流动人口，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社会治理体系；在制度上逐步消除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接受公共服务的限制；在行动上增强流动人口及其随迁子女和父母在流入地区的融入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肩负的使命。另一方面，“迁徙中国”的演进之路，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伟大而艰巨的创业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低成本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这离不开奋斗在最前线的农民工群体的付出，他们正是“迁徙中国”的底色。随着东南亚等国家劳动力的比较成本优势显现，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群体亟待接受深度化的职业培训，提升技能水平，降低工种的可替代性，增强其与所在产业中高端价值链的匹配度和融合度，成长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职业工人，推动“世界工厂”完成时代转身，推动“制造中国”向“智造中国”转型。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红利转变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红利包括数量型、质量型和配置型三种类型，其中，数量型人口红利以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层面的发展变化为人口机会，质量型人口红利以人口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层面的发展变化为人口机会，配置型人口红利以人口在地区和产业层面的发展变化为人口机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借助政策环境塑造，人口发展经历了负增长、老龄化、教育化和流动化等时代变局，正在进入人口红利的关键转变期，具体表现为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衰退、质量型人口红利已然迸发、配置型人口红利不断提升。

（一）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衰退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速增长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和紧缩型人口政策充分释放了人口规模巨大的数量型人口机会。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确保了劳动力资源蓄水池的充盈注入；另一方面，少儿人口抚养比（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100，下同）大幅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平缓变动，总人口抚养比保持了30多年的下降走势，1995年下降到50以下，标志着数量型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人口规模巨大的数量型人口机会塑造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这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浪潮相遇，助力中国收获了主导性的数量型人口红利，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基于不同研究方法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数量型人口机会贡献率在15%至27%之间，呈现了中国在高速增长阶段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基本事实。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化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变革引发了人口发展变迁，使得数量型人口机会呈现收缩走势，主要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进入下行期，人口老龄化加速，总人口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回升，预计将在2035年超过50，理论上数量型人口机会窗口将在10余年后关闭。但是受到人口基数效应的影响，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依然巨大，数量型人口机会和数量型人口红利虽然衰退，收获难度也较高速增长阶段明显加大，但是并未消失。基于联合国最新预测数据，并结合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可以进一步测算中国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化，2022—2035年，16—59岁男性人口将从4.65亿人下降到4.25亿人，16—54岁女性人口将从3.77亿人下降到3.39亿人，符合法定劳动年龄的人口合计减少0.78亿人；2050年，相应男性和女性人口分别下降到3.41亿人和2.57亿人，2035—2050年，符合法定劳动年龄的人口合计减少1.66亿人。如果不分性别地将法定退休年龄渐进式延迟到65岁，2022—2035年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增劳动力1.26亿至1.53亿人，2035—2050年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增劳动力1.53亿至1.60亿人。总之，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数量型人口红利的衰退态势。 

（二）质量型人口红利已然迸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渐衰退，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量的合理增长”区间；随着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快速成长，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也已然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动力。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前提基础在于培育和抓住质量型人口机会，质量型人口机会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不断积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逐渐迸发其巨大支撑力。教育是质量型人口机会的核心，2019年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超过50%，标志着高等教育跨越到普及化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将“十四五”时期的大学毛入学率提升目标定为60%，据此推算，该时期的年均大学在学人数总规模在5000万至6000万人之间，据此发展趋势继续推算，到2025年大学受教育人口将累计超过2.5亿人，到2030年将累计超过3亿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增加到12年至13年，巨大的教育人口规模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强劲的人力资本动力，质量型人口红利将取代数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

质量型人口红利对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替代过程具有相对性，二者之间是经济增长效应主要发力点动态变迁的互动关系，而非绝对替代关系，均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框架。仍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为例，实施该项改革不仅对延缓数量型人口红利的衰退具有积极作用，从人力资源导向转向人力资本导向，关注低龄老年群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也会对延展质量型人口红利产生积极作用。可见，人口年龄结构“顶部”延展所蕴藏的人口机会正在突破资源型的传统定势，逐渐呈现资本型的新优势。从现代化的语境出发，可以将这种由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效应称为长寿红利（陆杰华、林嘉琪，2022）。长寿红利不仅蕴含着狭义上的低龄老年期人力资源型人口机会，同时也包含低龄老年期的人力资本型人口机会，通过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建设学习型社会，可以将此类人口机会顺利转化为长寿红利，从而有效联结数量型人口红利和质量型人口红利，并通过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乘数效应放大该机制过程，在质量型人口红利已然迸发的基础上，实现多维人口红利的联动开发。

（三）配置型人口红利不断提升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在地区和产业之间的流动呈现出配置型人口机会，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随产动”的禀赋特征，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归根到底还是受到产业差异的牵引。进一步地，就人口流动的经济推动力而言，人口流动在本质上是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流动和配置。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强产生配置维度的经济增长效应(林毅夫，2018)，收获配置型人口红利。

配置型人口红利的作用路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流动过程是配置型人口红利发生作用的表路径，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互动，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互动，以及城镇地区和乡村地区的互动。中国从“乡土中国”转向“迁徙中国”的人口流动形态已经得到历史探索和国情现实的确认，未来中国还将长期保持流动迁徙的人口空间运动特征，人口城镇化水平持续大幅提升，即便经历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并在沿江、沿海和铁路沿线地区集聚。另一方面，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流动过程，是配置型人口红利发生作用的内路径，内路径的更深层次还表现为劳动力在产业内部的配置层面。中国开发配置型人口红利的经验表明，东部发达省份是过去收获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先行军，大部分的中西部省份是未来激活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后生力量。从现行政策而言，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各部门陆续启动配套工程、设置具体发展指标，这些行动实践正是深入开发第一产业配置型人口红利的体现；中央层面高度重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连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为新时期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国内市场空间，为中西部省份顺利成为未来激活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后生力量夯实基础。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抓手，未来中国亦将通过更加优化的人口发展战略，尤其是劳动力流动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步伐。